江南弃儿：鱼米之乡的人间哀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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艰难时日里，饥饿几乎可以摧毁了人的一切意志，唯一剩下的，就是求生欲。
今年5月3日，江苏南京寻亲会，一位90多岁的宜兴老人在寻找1959年左右送走的儿子。丁焕新 摄
七月，高塍镇进入盛夏。乡下家家都住在河边，河水透亮，藻荇青青。
风一过，墨一样的大荷叶子密密一卷。一派江南水乡的风貌。
镇子南部高遥村，吴南生已经老了，他75岁，皱纹几乎占领了他面庞上每寸肌肤。
他的晚年只剩下了两件事，一是侍弄地里的葡萄，二是寻找被丢弃的弟弟闰生。
年纪渐长，失去亲人的遗憾如同上涨的河水，将他渐渐淹没。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“三年困难时期”，江南地区大饥荒。有五万幼子像吴闰生一样，被父母遗弃，送到陌生的北方城市长大。他们被统称为“江南弃儿”。
如今富饶的宜兴市高塍镇，当年是饿殍遍野的重灾区。
史料记载，仅1960年，高塍公社就有数百人死亡，相当数量的家庭绝后、绝户。
几乎高塍的每个村庄，都有家庭弃婴。
弃婴
只要见到和寻亲扯上关系的人，不管是寻亲志愿者，还是记者，吴南生总要拿出那本万年历。
它就躺在他的裤子口袋里，一小本，被翻得都是褶皱。
翻到1960年农历二月初一，吴南生指给人看。他在这个日子上画下一个黑圈，划了好几道。
“那个天，好冷啊。”好像有什么在心里顶着他，逢人就要说起。
他记忆里的那天，是铁一样寒灰的天色，酿着一场大雪。呼一口气，都是白雾。
他饿着肚子，抱着三岁的弟弟吴闰生走了十多里地，把他扔在宜兴百货公司门口。这是母亲的决定，这么做，是为了让小闰生活下去。
“你在这儿呆着，我马上就回来。”弟弟也饿得奄奄一息，说好。
这是兄弟俩说的最后一句话。那时，吴南生19岁，今年他75岁了。
这本日历跟了吴南生十几年，这一页记录了他遗弃弟弟的日子。新京报记者罗婷 摄
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他已经参加过不下十次寻亲会，也曾多次派弟弟妹妹北上寻找。
但人海茫茫，一别半个世纪，他们再没见过。
没有人统计过，现在的高塍镇、以前的高塍公社，到底有多少弃儿被送出。
但历史记载，仅1960年上半年，宜兴县弃婴就达500人。一位已故的公社干部曾回忆，宜兴的近半弃婴都来自高塍公社。
宜兴寻亲志愿者吕顺芳最深刻的记忆是，几年前在宜兴举办寻亲大会，寻孩子的人报上老家，也几乎有一半都是高塍。
去高塍的村里宣传寻亲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四处都是白发苍苍的老翁老妪围上来。
7月中旬，记者在高塍镇朱家渎村见到了95岁的蒋爱珍，她几乎已经忘了这辈子所有的事，却还清晰记得被送出去的小女儿朱盘娣。
那两年，她靠着红薯藤果腹，没奶水，小女儿整天趴着，奄奄一息，就像一块破布粘在床上。
1960年秋天，邻居一家七口，两个孩子，悉数饿死在家。她从窗子里往里头探，他们躺在床上、趴在地上、软绵绵扑在门坎上，全没了气息。看得她眼泪直流。
这刺激了她，一咬牙，决定把女儿送到上海。
她的女儿，与五万主动或被动失去亲人的幼儿一起，成了“江南弃儿”。
送走那天，接收的人家给孩子吃了雪白的年糕，她大口咬着，蒋爱珍高兴得很。
关于女儿，蒋爱珍说得最多的是熬整夜给她做兔头帽、虎头鞋。在农村，这些都是对娃的金贵。
“不是不爱孩子，要活命啊。”她的脸重重地往下扯着，眼见就要哭出来。
饥饿
高塍镇这些如今在寻亲的父母兄姐，经历过大饥荒，都有些怪癖。
吴南生的后半生，有一样东西再也没吃过。那就是苜蓿。不仅他不吃，很多村民也不吃。
苜蓿，在高塍被称为草头或红花菜，田间地头随处可见。新鲜的苜蓿，咬在嘴里是苦涩的鲜味儿，但在大饥荒时，是难得的美味。
村民们还记得，在困难时期，每天天刚擦亮，田里已到处是抢着掐苜蓿芽的人。人们如同羊群，刨开地面上的土疙瘩，掐下苜蓿芽就往嘴里塞，嚼得牙都绿了。
吃了大量粗糙的苜蓿，大量硝酸盐进入肠道，不少人染上青紫病。
朱家渎村村民蒋爱珍的怪癖则是屯粮。
大饥荒过去，大多数年份都是好年景。但她还是习惯把所有粮食都屯起来，宁愿放在谷仓里沤烂，也不愿意拉出去卖掉。
她的长女朱君娣对剥洋葱罗婷说，那是母亲一种下意识的心理补偿。“没饿过，体会不到那种恐惧。”
隔了半个世纪，吴南生依然记得饥饿的感觉——烧灼感在胃里快速滋生、集结，蔓延到全身，步步紧逼，折磨着每一个器官，每一寸肌肤。
无锡孤儿院1960年的收容与领养登记簿。这一年弃儿达到高潮，登记簿比往年都厚。新京报记者罗婷 摄
这种感觉是从1959年春天开始的。最初，公社食堂还能供应稀饭，夏天开始喝米糊糊，冬天就变成了清汤。隆冬，食堂里的粮食见底了。
这年虽然并未高产，但也不算歉收。地里收了东西，粮仓却空了。新收的稻子呢？人们回忆，都被大队拉走，交到公社了。
如今的江苏省档案馆，还收藏着1960年江苏省委特派工作组在宜兴的调查报告。通过这些报告，可以打捞一些当年的历史。
报告显示，1959年高塍公社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减少了700万斤，粮食征购却增加了360万斤。
平均下来，公社每人全年口粮只有167斤，其中还包括萝卜折算粮食16斤。全公社31个大队，有9个大队在11月份就断粮了。
当时，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，并称“三面红旗”。在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”的感召下，各地逐渐加码，谎报高产指标。
宜兴县1959年的真实粮食产量是4.8亿斤,但县委上报了7.1亿斤。
高塍公社上堡大队的书记就是虚报产量的典型案例，上级来检查时，他把上一年的稻壳铺在下面，稻子堆在上面，造成高产假象。
最后，这个大队因粮食多数上交，多人饿死，书记也因此被枪毙。
牺牲
艰难时日里，饥饿几乎可以摧毁人的一切意志，唯一剩下的，就是求生欲。
对于吴南生的六口之家来说，1959年冬天，意味着舍弃与牺牲。
隆冬时节，每人每天只剩下二两的口粮了。一勺饭，只见着汤，孤零零两粒米。父母还被要求下地劳动。这个家庭已经完全无法支撑了。
父亲决定带着二儿子、小女儿去粮食相对充裕的江西逃荒，母亲则带着长子吴南生、幼子吴闰生留守。
此时的留守，在他们心里约等于饿死。他们做了永别的准备。
“父亲说，实在是带不走全家人了。我们三个牺牲，他们三个出去逃命。”
公社里外逃的人不在少数，根据江苏省委干部杨大德的记录，1959年冬天，整个宜兴县外逃人数为6000人。
逃出去，也不是一件容易事。1959年3月，上级下发了一个《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》，称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、“盲目流入”城市的农民都是“盲流”，制止农民外逃，并指示各省、市将“盲目流入”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、遣返。
一个深夜，母亲为父子三人打包好行李，分了家里一半的粮食给他们带上。他们走小路，避开查岗的大队干部，往江西方向逃去。
离别时，吴南生母亲反复叮嘱丈夫，他们三人，一定要活下来。
吕顺芳家里，存着上千张弃儿们离开的寻亲资料。新京报记者罗婷 摄
离吴南生家十公里，11岁的吕顺芳和她的弟弟妹妹竞争着被送出的机会。
她总是听大人们说，“去上海，有饭吃。”
母亲打算把两岁的妹妹送到上海时，她几乎跳起来，哭着哀求，把我送掉吧，让我去吃饱饭。
他的弟弟听到了，同样哀求。并承诺，吃饱了饭，长大了，肯定会找回来。
“不是不留恋母亲，当时只有一个念头，要吃饱饭啊。”她对罗婷说。
在宜兴巡视时，江苏省委农村部的干部孙海光在报告中写道，他听到一些社员谈到1959年冬天到1960年春天期间饿死人的事情，“令人痛心”。
高楼大队有一户人家一天死了两个人，就用一副担子把两个死人挑出去了事。死的人多了，埋葬时稻草也不包。
孙海光在报告的最后说，“人口外流、疾病、死亡、弃婴是大量的”。
墓群
半个世纪过去，经历过大饥荒的人们都老了。
大跃进时光秃秃的地表，早已覆盖上了草木，夏季的高塍乡间，是弥望的稻田。
新的房子、村庄和家庭已经建成，人的生活也是这样。
但历史依然会顽强地留下自己的印记。高遥村东头的一片平地，地里稀稀拉拉地立着几个坟头。这里曾集中埋葬大饥荒中死去的人们，后来土地被推平，地下的骸骨却还在。
吴南生选择留守的母亲，也埋在这里。
她没有捱过1960年的春天。小儿子被送走后的第三天，她死了，时年42岁。
二月春寒料峭，苜蓿已经开始一茬茬往外拱。光秃秃的土地褪了一层绿。
吴南生想着去挖苜蓿饱腹，母亲却已吃不下任何东西了。
他还记得，母亲是如何躺在破砖房里，慢慢死去的：她头发开始脱落，牙龈开始流血，眼睛不能见强光，站着会头晕，蹲下就站不起来。她的皮肤，像湿润的面团，一个指头摁下去，就是一个凹洞，半天弹不回来。
像其他人一样，她死得悄无声息。
接到死讯后，吴南生从学校赶回家里，找了几个人帮忙，把床板钉了一副破棺材。下葬时，他最后把手探进棺材，用手背在她脸上慢慢滑了一下。算是告别。
没有仪式，没有培土立碑，就这样草草埋在大队的旱地里。
也没有亲人邻里来哀悼，所有人都在生死线上挣扎。“没有办法，只能忍受。”他对罗婷说。
今年5月2日，无锡宜兴，寻亲会上的弃儿们。丁焕新 摄
根据江苏省委赴宜兴工作组的报告，这一年高塍公社全年非正常死亡334人。所谓非正常死亡，大多是指饿死，或死于饥饿引发的浮肿病、消瘦病、青紫病。
吴南生母亲是这334分之一。
年年清明，吴南生都要带上香蜡纸钱，来祭拜早逝的母亲。提着篮子往那儿去的都是老人们，气喘喘走在窄窄的田埂上，拔草、扫墓、焚香、跪拜、烧纸。
他们很少交谈，但在眼光接触时，沉默中仿佛交换了一组密码——他们能认清彼此，都曾在大饥荒中失去亲人。
弃儿是另一种方式的失去。
上世纪80年代，年景开始好转。遗弃孩子的父母、兄姐，开始寻找当年的弃儿。
1995年，父亲弥留之际，心心念念找回抛弃的小儿子。
吴南生接过寻亲接力棒，从此没有缺席过一次寻亲会。
那五万送到北方的“江南弃儿”，也在90年代之后南下寻亲。
只是半个世纪过去，至今仍只有300多对亲人成功。
每到炎夏，吴南生总想起当时自己从荷塘里挖来鲜莲藕，拿根筷子，扎在藕眼里递给弟弟吃。他一双小手举着，藕丝拉得老长。
茫茫人海中，父母仍在寻找子女，兄弟仍在寻找兄弟。
“三年自然灾害”期间，5万被父母遗弃的婴幼儿被政府送到北方收养。被遗弃的阴影却像钉子一样钉着每个人，呼吸不绝，纠缠一生。
他们几乎花了整个前半生，与自己和解。而后半生，踏上了寻亲之路，在绝望中寻找希望。
53岁的王金虎，按着自己耳朵上的伤痕。那是送走他时父母留下的。新京报记者罗婷 摄
那是两道不易察觉的伤口，在耳廓处，有隐隐的白线。
是剪刀剪的。
漫长的青春期里，王金虎曾长久对着镜子，凝视那两道疤痕，不停问自己，我是谁？
他是弃儿。那疤痕，是父母送走他时留的记号。
“三年自然灾害”期间，江南地区大饥荒，幼子被父母遗弃，被福利院收养，又被政府分批派送，送到相对殷实的北方家庭。
1959到1963年，凡是铁路线向北延伸的地区，内蒙古、山东、河南、陕西，河北，都留下了孩子们抛别家乡的哭声。
多年后人们估算，这些被送养的孩子至少有5万人，被统称为“江南弃儿”或“国家的孩子”。
捱过了大饥荒，弃儿们各自长大。被遗弃的阴影却像钉子一样钉着每个人，呼吸不绝，纠缠一生。
他们几乎花了整个前半生，与自己和解。而后半生，踏上了寻亲之路。
压抑的少年时代
“我是养子”，六岁时，住在洛阳的王金虎知道了自己今生最大的秘密。
妈妈带他出门，别人问，这是你抱养的那个上海娃啊？妈妈回答，是啊。
他一双大眼，虎头虎脑，懵懂的样子，却什么都听进了心里。
知道真相时，他太小了，还没有自我意识，只感到难受，像心上擦着砂纸，不得安宁。
他寻找一切可能的痕迹，遍寻不得，直到那两道疤痕吸引了他。
十三岁时，他在书里看到，在耳朵上剪疤，或是在身体上刺字、烙疤，原本是江浙沪一带，农户为了避免混淆，在家畜身上做的记号。但在特殊年代，被人们当做了寻亲的标记。
他度过了漫长而压抑的青春期，对上海的一无所知，混杂着对生父母的怨恨，对养父母的愧疚，长成一个沉默的少年。
八十年代，他结婚生子，没告诉妻子自己是弃儿，“怕她知道后出什么问题。”
1990年一个夏夜，王金虎梦见了上海的亲人，面目模糊，叫他的名字。
半夜惊醒，多少事在他心里过了一遍又一遍，沤了好些年，要寻亲的念头，由这个梦沤出来了。
当时工作的木材公司忙，但他等不了，第二天，就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。
李万成手里举着自己的寻亲资料。新京报记者罗婷 摄
洛阳向北250公里，华山脚下的小城潼关，李万成同样经历了充满煎熬的少年时代。
小镇是个小社会，谁家孩子是抱养的，大家都清楚。
孩子们开玩笑，总要指着他说抱养的，他就和人打架，打到鼻青脸肿，闷着一口气回家。
找对象时，邻居介绍一个姑娘，人品、长相、家世俱佳，只有一个条件，要他做上门女婿。他一口回绝，“我这20多年弄不明白身世，还寄人篱下，招到别人家里也是寄人篱下，这种压抑感不行，我受不了。”
结了婚，他在公社里当电影放映员，电影《英雄儿女》里，女主角王芳和亲生父亲在朝鲜战场上团圆，两代人和解的镜头，他哭得最大声。
那时他有了孩子，知道不是万不得已，没人会把亲骨肉抛弃，才慢慢接纳自己并试着理解亲生父母。
2000年后，李万成看到南方弃儿寻亲的新闻，动了心思。
无锡市福利院工作人员回忆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渐渐得知身世的弃儿们开始寻亲。最初是到福利院查询，或在报纸刊登寻亲启事，成功者寥寥无几。90年代，各地才掀起了一波波的寻亲热潮。
没有任何线索，不知目的地在何处，弃儿们还是沿着曾经北上的铁轨，南下了。
下江南
人在一两岁时，会记得什么？
无锡宜兴，寻亲网站发起人吕顺芳的家里，堆着从北方寄来的上千份寻亲资料。
弃儿们在资料里不厌其烦地叙述，他们记得家附近的河流、湖泊、渡口，记得水边的茅草屋、芦苇、水牛，记得哥哥脸上被水牛角划的伤痕。
这是江南的短暂生活，给他们留下的记忆。
2000年，李万成第一次到江南寻亲。火车从西安出发，站了18个小时，无锡出站时，他恍然有一种前世的熟悉感。
西北壮阔，七月的向日葵开得像河一样，没完没了。低矮的苍山转过一弯，还是。灰扑扑的荒街，风野蛮地拍在脸上。
江南不同，雨下得又细又轻，路边挺拔的香樟树全被濡湿了，青草簌簌地拱动，空气里都是水滴和鸟叫。走在路上，他对破烂房子都多看两眼。
王金虎去上海寻亲不下十次。从90年代开始，他就闷着头往上海跑，谁也不告诉，什么头绪也没有。只猜测家里条件应该不好，听说闸北区发展落后，多工薪阶层，就守着闸北，天天往苏州河上一坐。
黄昏时分，河边阁楼的灯渐次亮起来，有老人抖抖索索地晾衣服，他一个窗户一个窗户扫过去，想找到跟自己相似的身影，一看就是一整晚。走在街上，也老盯着路人的脸看，盯得人发毛。
弃儿们寻亲的第一站，大多是福利院。他们要弄清自己的来处。
无锡孤儿院1960年的收容与领养登记簿。这一年弃儿达到高潮，登记簿比往年都厚。新京报记者罗婷 摄
1993年，无锡福利院办公室主任余浩在档案室里发现一沓30多本婴儿收容、领养、死亡登记簿。稻草沤烂后土法制作的宣纸，已经发黄发脆，纸头都烂了，十多年无人问津。
1960年的登记簿被翻开，这些册子三下两下抹去了三十年的时光，将一些往事直直地杵到了他眼前。
登记显示，仅1960年一年，无锡福利院就向北方送出两千孩子。
福利院当年负责弃儿工作的专员告诉余浩，那些孩子大多一岁上下，被遗弃在通运路的汽车站、火车站、轮船码头，从通运路到当时的福利院，只有两公里路，当年洒落哭声的路线，现在是苍郁的香樟大道。
那位专员曾告诉余浩，被遗弃的孩子太多，福利院床位不够，只好借了国营工厂的厂房作为育婴室，工人则成了临时护理工。每攒到七八十个孩子，他们就包上一个车厢，送往北方。
最初，收养这些弃儿有严格的程序，民政部门挑选的都是身家清白、收入稳定的干部家庭，孩子送出后都有回执。但随着弃儿大量涌入，管理逐渐松散，在开封等地，就曾有家长未走程序，直接在火车站抢走孩子的情况。
登记簿上的“婴儿健康损伤情况”那一栏，刚开始还能看到一两个标注的是“正常”，后面则九成都是“瘦弱不堪”。慢慢措辞变了，成了一度、二度、三度营养不良，“所谓营养不良，你就看不出有多严重了。”余浩对说。
似乎是为了记录现实，福利院给孩子的名字都很糟糕：虐、疟、痱、疵、疼、瘀。
2004年，余浩即将退休，每逢值夜班，他整夜不睡，把资料悉数复印，带回了家。这些资料对所有弃儿开放，许多人到无锡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到余浩家里，打捞与自己相关的这段历史。
“其实还有好厚几沓死亡记录，天天都有几个孩子死掉，我给藏起来了。”他说。
来找孩子的人家不知道，以为孩子还在哪个角落活着。
“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呢？省得再做无用功。”
他说，哪儿敢啊，就是靠着这一点儿希望，让他们几十年吮吸着、挣扎着活下来。
56年的煎熬
靠着这点儿希望活下来的，就有无锡宜兴的吴南生和吕顺芳。
孤儿们南下时，他们正计划着北上。
吴南生要找他的亲弟弟吴闰生，今年应该59岁。唯一可以用来辨认他的，是左手臂上一块胎记，什么形状、什么颜色，一无所知。
1960年阴历二月初一，19岁的他亲手把弟弟丢弃在宜兴百货公司门口。这是母亲的决定，这么做，是为了让两岁的小闰生活下去。
1959年到1961年，是史载的“三年困难时期”，中国遭遇严重饥馑，一向富庶的长江下游平原也未能幸免。又因为“大跃进”与“浮夸风”，江南地区的受灾程度，比河南等北方省份更甚。
于是，有人把孩子送到当地福利院，或直接送到上海。但上海也没饭吃了，1960年中央发出《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》提到，京津沪这三个最大城市的存粮是：北京为7天，天津为10天，上海无库存。
只有继续北上，才有生路。
把孩子送走两天后，吴南生42岁的母亲就饿死了。
这吻合了《无锡县志》第五卷农业的记载：1959到1961年，农民口粮每月仅7.5到10公斤稻谷，弃婴、外流和饿死人、畜现象时有发生。
75岁的吴南生，早活过了母亲去世的年龄，说起这段苍茫少年事时，眼泪仍然簌簌流个不停。
他说自己总是梦到弟弟。刚刚两岁的他就那么靠在快要倒塌的老房子里，眼睛低垂，有气无力，喊着“哥，我饿”。
这个梦纠缠他一生，56年了。
同样受煎熬的，是吕大姐寻亲网站的创始人吕顺芳。
母亲在弥留之际，总提起1960年4月送走的妹妹吕雅芳，吕顺芳在她耳边承诺，一定把妹妹找回来，她才闭了眼。
吕顺芳是长姐，母亲那双眼睛，折磨她半辈子，也决定了她之后所做的事情——在16年里，以一已之力，建立寻亲网站，举办寻亲大会，给离开父母的孩子救赎，给失去孩子的父母安慰。
2000年5月，她在无锡组织了第一届江南弃儿寻亲会，这是弃儿寻亲从无组织到有组织的关键节点。此后年年的五一长假，她都在南京、无锡、常州、江阴等弃儿较多的城市办寻亲会，一天一个城市。各省弃儿循例南下，举着资料牌寻找亲人的身影。
希望与绝望
上万北方孤儿，怀着一腔热望而来，又因为隔着迢远的时空，只能小心翼翼地试探。
吕顺芳家里上千份寻亲资料可以佐证他们的心理：大多数人都在资料中强调，“我如今事业有成，家庭幸福，不求金钱，只为一份血脉亲情，见老父母最后一面。”
从2000年至今，无锡、常州、南京等地每年举办寻亲会，从来都是弃儿多，父母少。
潼关另一位弃儿周进峰回忆起他经历的多次寻亲会，内心酸涩：偌大的场馆里，挤满了五六十岁的弃儿，人人把写了个人简介的寻亲牌举在胸前，左等右等，却等不来几个找孩子的亲人。一场寻亲会办完，回潼关的车厢里，都是女人们的哭声。
吕顺芳猜测，隔了漫长岁月，父母们老的老，死的死，还有些并不知道寻亲会的消息。“当然也不排除，当时家家孩子都多，没那么金贵，确实有人没打算把孩子找回来。”吕顺芳对记者说。
每次去一趟南方，潼关寻亲团里总有人退掉QQ群，犹豫半晌，又加进来。说下次再也不去的人，也狠不下心，下次还是跟着满怀希望地去了。
但不管是南下十次的王金虎，还是南下七次的李万成，都没有找到亲人。
王金虎比李万成稍好点，他在派出所找到了自己的迁移证明，他被嘉定福利院收留，取名叫毛凡。在那个特殊时代，弃儿们男孩姓毛，女孩姓刘，寓意毛泽东的儿子，刘少奇的女儿。
这些年，DNA认证逐渐普及，一度给王金虎带来新的希望。但他很快发现，他认定的自己家乡嘉定，只有2人入了寻亲库。
“没人找弃儿，你去和谁对？”他眼神黯淡下去，脸上是一种木然的绝望。
当然，并非全是不幸。
“真正能找到亲人的，也有千分之一。”这是吕顺芳多年的经验。
到如今，“吕大姐寻亲网”仍不时有标红大字的滚动文章，“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，又有亲人的DNA比对成功了！”16年来，吕顺芳促成了200多对亲人相认。
而那极少数找到的幸运儿，面对一段陌生的血缘亲属，双方的心情又是尴尬而复杂的。
亲人间的相互试探，并不少见。一位洛阳的弃儿，如今已是富商，在去年找到上海的亲人。在没做DNA之前，他要求隐藏自己的富庶，“一是看看他们会不会瞧不起送走的孩子，二是不想太早露富，让事情变复杂”。
一位洛阳弃儿，前两年找到了在温州的母亲。找到后，四个姐姐、三个哥哥便叫她回去伺候卧病在床的母亲，直到母亲去世，兄姐都未帮她一把。
她难过心塞，母亲死后，她回了洛阳，与兄姐断了联系。
另一种情况，是就算找到了亲人，对方也不想相认。
去年，一位洛阳弃儿寻亲时，一男子看了她的资料和胎记，明确告诉她，你就是我妹妹。但是父母已经不在了，这位哥哥不想再走动。
吕顺芳介绍，这种情况不在少数，多发生在父母去世、多兄弟姐妹的家庭。
对方最常说的是：看看你还活着，生活还可以，我们就放心了，不用再来往。
是不是真的又有多重要？
7月中旬，笔者走访宜兴高塍镇、官林镇等地，发现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家庭弃婴。
在绝望中泅渡的人，总是需要一根救命稻草。
李万成在宜兴认了个亲，他知道那“妈”不是亲妈，但这种关系，给了彼此一些安慰。
那是在2000年，他第一次到宜兴高塍镇。李万成一米八的高个子，大眼睛，高鼻梁，第一眼见着他，70岁的陈老太就坚称，他们是母子。
李万成有些蒙了，陈家人身高都不到一米七，看模样也怎么都不像是一家人。
陈老太太兴奋了，拉着他在高塍镇的大街上四处转悠，说儿子终于回来了，说自己对不起他。李万成有点儿触景生情，又觉得难堪。
直到欢迎他的宴会上，老太不停给他夹菜。他见着她的脸又小又皱，牙掉得没有几颗了，只有眼睛是几乎透明的淡绿色，像小孩儿一样单纯，用宜兴话语速极快地跟他说着抱歉。
他当时心就软了，认下了这门亲。
为了捍卫自己好不容易找到的儿子，陈老太甚至和同镇的周老太吵了一架——她们在庙里上香时遇见了，互骂对方，都说李万成是自己家的，对方不该横插一刀。
潼关那批孤儿里，有好几个都是这样模模糊糊认了亲，不愿再去做DNA验证。
潼关弃儿周进峰和宜兴一户人家已经认亲十多年，“回家”那天，长嫂端来一盆热水，要给他洗脚。这是无锡风俗，游子在外漂泊归乡，长辈要他洗脚，慰藉他的辛劳。
回潼关时，哥哥又给他准备了50斤自家的米。当年他饿着出门，如今要饱着走。
“我还能活多少岁数呢？是不是真的又有多重要？找到个亲人，有个安慰，就行了。”
甚至还有的家庭，做DNA表明双方没有亲子关系，他们却坚持是DNA验错了。一年一年，仍然走动着。
余生像江水漂月
更多的慰藉，其实是来自这些寻亲的同路人。
这些当年的弃儿，如今都到了当爷爷奶奶的年纪。离1960年，半个世纪过去了。
从2000年算起，寻亲进入第16个年头了。
他们参加寻亲会、网上发帖、DNA入库，甚至算卦，求签，该做的都做了。
大多数弃儿已经放弃。余浩目送他们灰着心离开无锡。临走时，他们捎上一袋子江南的土，或一瓶太湖的水。聊做寄托。
余浩曾动员无锡当地的官方机构特别是民政部门参与寻亲，但应者寥寥，“这是时代的悲剧，谁敢去揭这个疮疤呢？”
上海市嘉定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告诉，六十年代的收容、领养手续不齐全，资料大多已丢失，“寻找亲人的难度已经非常大，政府能提供的帮助实在有限。”
王金虎的养母今年96岁了，时常糊涂，偶尔清醒。每次他一无所获，从上海回来，养母就为他生气：为什么她不出来找？你都去了，她怎么这么狠心。
但因为耳朵上那两道为相认剪下的疤痕，王金虎没法儿死心。
他想着，感情在血肉里，尖刀剜不掉。要么是父母不在了，要么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寻亲。
两年前，他白发一茬茬冒出来，添了外孙，一天见不到，就想得不行。
小家伙一声声姥爷喊得清脆，王金虎忙不迭掏钱包，坐摇摇车、喝QQ星，要啥给啥。
“隔代亲都如此，更别说生养之亲，哪能是轻易抛得掉的呢？”
李万成在潼关开着一家饭店。大西北最深的夜，大家总在他开的饭馆吃饭。上一锅最辣的辣子鸡，把头栽进去吃，头上全是豆大的汗珠。
他们吃完一锅，各自倒一杯当地的西凤酒，点上一根糙烟。
讲寻亲时走过的千山万水，还有在心里沤烂的那些，关于父母和故乡的想象。说到动情处，把筷子一扔，就放声大哭。
哭什么呢？他说，“五十多年啊，像江水漂月，哭可能永远都见不到的父母亲。”
他顺手捞起桌上一块青花瓷盘，灯下泛着幽微的光，格外好看。只是磕了一角，永远补不上去。
“我活这一生，找不到亲人，也是这样，永远缺这么一块儿。”
沈玉娣，女，1957年12月1日生于江苏常州，后被遗弃，1959年7月1日，政府有关部门将她和一批弃儿用绿皮火车集中运送至河南郑州，由养父母领养。1959年起，逢“国家三年困难时期”，江南地区粮食短缺，造成大批婴幼儿被弃，这些弃儿由相关部门用火车运送至河南、山东等北方省市，由家境殷实的缺儿少女家庭抱养。三年后，江南地区弃儿现象仍持续，民间抱养风行数年。民间称这一群体为江南弃儿，人数近10万左右。
1968年农历闰7月21日，浙江嘉兴新塍镇杨家浜的沈阿大生下第四个儿子，一家人住在一间草棚里，无力抚养，担心长大娶不起媳妇，丈夫用红纸写下儿子的生辰，与孩子一起放在集市上，被人发现后送往嘉兴救济院（现嘉兴市社会福利院）。同年，山东莒县农村的赵家有六个女儿，想要个儿子。通过中间人介绍，沈阿大第四子辗转被抱到山东莒县赵家，成为6个姐姐的弟弟，取名赵淑亮。
樊新只，女，1971年9月15日出生在浙江海宁后被遗弃至当地福利院，50天后被河北邯郸临漳县养父抱养。十个月大时，因家庭矛盾养母投井自尽，养父离家出走，只能跟爷爷奶奶生活，奶奶患有间歇性精神病，“小时候生病曾15天没吃饭，奶奶骂我是妖怪”。为了报答抱养家庭的养育之恩，樊新只在16周岁时嫁人，因为对方肯出双份彩礼钱。
袁景军，男，1964年农历4月14日出生于浙江海宁，遗弃后被送往原浙江省海宁县硖石福利所，当年11月21日由河南省安阳市农民杨文臻领养，又辗转送往袁姓养父收养。袁景军自幼被村里伙伴嘲笑不是亲生的。
袁景军在第一个养父家里获取了包含他身份秘密的一个信封，才知道自己是江南弃儿身份。10几年来，他每年都会在节假日期间去海宁寻找生父母，但是因为时间久远一无所获。他唯一庆幸的是自己通过发奋读书考上专科院校，跳出农门成为公务员，免受了村人嘲讽之苦。
刘惠霞，女，大约1957年出生于江南地区，1959年底在北上徐州的火车上被洛阳豫剧团的人收养，其后被转手送给河南郑州的养父母抱养。作为一个养女，她照顾养母活到97岁离世。
陈瑞洪，男，1968年农历4月25日出生于嘉兴，被山东莒县的养父母抱养时，其家人将他的小名“南红”以及出生日期用圆珠笔写在“红卫兵”红袖章上。这块既有时代特色，又记录他出生秘密的红布被珍藏至今。据悉，他被抱往山东后，嘉兴亲生父母曾托介绍人要走一张儿时的照片，而今线索中断。
长于山东莒县农村的江南弃儿王顺风在山坡地挖红薯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活困难时期，之所以产生大量北方家庭收养江南弃儿的状况，除了南北民俗民情的差异之外，有研究学者认为，江南地区以种植水稻为主，农作物单一，产生旱涝灾害易造成全年绝收，而北方的农作物比较丰富，例如红薯、花生等作为辅助作物补充了饥荒年代的口粮。
山东莒县，刘彦雷（右）与王顺风一起喝羊头汤、吃锅饼，商量着组团下江南寻亲。他们都是出生在嘉兴，是同一个人介绍给山东莒县的养父母抱养。他们自小在山东长大，喜食面食，生活习惯与江南人完全不一样。 半个世纪过去了，江南弃儿在各地长大。他们普遍经历了童年时期被称为“抱养的、野孩子”的讥讽，在自卑中长大，经过怨恨到理解之后，开始放下成见，试图弄清楚“我是谁，我从哪里来”这个困扰大半生的问题。
史红亮坐火车转站上海后前往浙江嘉兴寻亲，这段沪杭铁路也是他父亲当年抱养他时所走的路。他1972年2月14日（除夕年夜）出生于嘉兴地区，遭遗弃后被送往嘉兴救济院（现嘉兴市社会福利院），1972年8月8日被养父抱到河南安阳，当时救济院送往两位保育员阿姨不舍，还坐火车从嘉兴到上海送了两站路。儿时的他得知被抱养，曾在安阳沿着铁路向南寻找。现在，他辗转江浙沪地区打工，边赚钱边寻亲，希望有一天找到亲人。
赵小燕T恤上“save me（救我）”一词，是她一生最好的注解。她1959年生于浙江嘉善地区，后被养父母收养。养父在她11岁时去世后，养母对她放手不管，并为她取名“小燕”，意指她没有父母，像小燕子一样飞来的。她在社会上流浪至23岁后为了有固定的居所结婚，后离异，育有一女。
王莹，女，1964年12月30日出生于嘉兴，被遗弃后，有人将她送往嘉兴救济院（现嘉兴市社会福利院），在福利院的名字叫元丽，脑袋偏大，显得身体很小。1965年，王莹11个月大时，来自郑州的时年33岁王女士结束了一次不幸的婚姻，心灰意冷，并且一生不打算再婚，经人介绍来到嘉兴福利院抱养了王莹，从此母女相依为命组成了一个家。王莹一边承担赡养养母的责任，一边寻找亲生父母，试图弄清自己的身世。
来自山东的江南弃儿赵淑亮，在寻亲会上通过DNA检测找到了亲生父母。为了不让养父母伤心，他在养父母双亡、自认为无牵无挂后开始寻亲，最终找到浙江嘉兴新塍镇的出生地。这是他带着家乡的礼品，在亲生母亲地带领下上门认亲。
赵淑亮说的山东方言，他的母亲沈阿大说的是嘉兴土话。跨越半个世纪，二人虽为亲生母子，却听不懂彼此的言语。
1972年2月14日，阳历是情人节，阴历是大年三十除夕。在嘉兴秀洲新塍镇，村妇沈文珍生下一女婴。因为之前已经有两儿一女，家里生活条件差，丈夫便于大年初二将女婴放在新塍镇集市上，随后女婴被捡起来送往嘉兴救济院（现嘉兴市社会福利院），被七星镇陆先生抱养，女孩被取名陆爱英。这是陆爱英通过寻亲会，与生母沈文珍相认的场景。“他们都有自己的妈妈，我没有，今天我终于也有了自己的妈妈了。”她把头埋进妈妈的怀里说。
郎解，女，1960年前出生于浙江嘉兴，因小儿麻痹后遗症不能行走，四岁时被遗弃在嘉兴救济院（现嘉兴市社会福利院），在福利院长大至成年，见证了一个个弃儿被送往福利院之后，又被其他家庭领养的过程。1985年，郎解在全国残疾人乒乓球锦标赛中夺得银牌，得到了关注，当年在民政部门的帮助下，她来到了一家民政福利企业纸厂工作，一做就是20年，直至退休。现在她已经知道的亲生父母的住址，对方却因为身份原因不肯相认。
1960年5月，张娟芬（当时叫何永妹）家庭是地主成分生活困难，，在父母的授意下，10岁的她被15岁的二哥遗弃在嘉兴火车站，后在海宁养父母家长大。2018年10月14日，浙江省嘉善县陶庄镇，58年后，弃女张娟芬来到大姐家认亲，先后与姐姐、二哥拥抱。她一直以为自己是走散的，认亲后二哥告诉她是故意遗弃她的。
河南安阳，寻亲未成功的江南弃儿刘拥军（男）和寻亲成功的孟爱英均为从浙江海宁抱养的孩子。两人合伙在成长地安阳市开办了一个机械加工厂，为生活在安阳、没有固定职业的江南弃儿提供工作岗位。
寻亲之路艰难且漫长，成功者只是少数，大多弃儿在希望和失望的交织中前行。河南郑州，10名江南弃儿聚会，商议组团寻亲。江南弃儿在收养家庭多为独苗，他们没有兄弟姐妹，互相联络，把彼此当做亲人，在寻亲路上互相慰藉。
山东莒县，6名江南弃儿站在山头望向南方的故乡，他们均出生在浙江嘉兴，通过同一个介绍人，被山东莒县缺少儿子的家庭抱养传宗接代。而今介绍人王姓老太太已经90多岁，任凭他们苦苦哀求，也不透露半句信息，这唯一的希望破灭，让他们的寻亲路近在眼前，却又远在天边如隔万重山。
纪录片《江南弃儿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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